一. 股权的性质
（一）. 关于股权性质的若干解说。
何谓股权？股权的性质是什么？无论是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还是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此均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大陆法系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股权既非债权，又非物权，而是基于股东地位而取得的包括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在内的多种权利的集合体。我国法学界对股权性质的解说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物权（所有权）说”。该说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其基本观点认为股权属于物权，在公司的财产中并存着两个所有权即股东所有权和公司法人所有权，并称这种现象为所有权的二重结构。所有权的二重结构并不破坏“一物一权主义”的物权基本法则。“公司享有法人所有权并不是对股东所有权的否定，只是股东所有权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处分权，而不再是完整的所有权。”
（2）“债权说”。该说认为股权的实质为民法中的债权，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早在1930年代，中国学者即有此说，认为“公司因商业而成立，股东享受公司赢利之实益，则其所处之地位，殆与债权人之地位无异。” 迄至1980年代，学者郭锋认为“传统的股东权已经消失，股东所认股份是以请求利益分配为目的的附条件债权。也就是说，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财产权是一种债权。” 而更有人认为“股权不是近似债权而根本就是债权。”
（3）“社员权说”。该说认为股东因投资于社团法人或加入社团法人而成为其成员，并基于其成员资格在团体内部拥有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股东自益权与共益权。
该说并认为股东享有社员权是作为产权交换的代价。 刘凯湘教授亦持该观点，认为“财产利益和不具有财产内容的参与利益这两种利益的结合作为社员权的客体，正是社员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最主要特征，也正是不能将股东权定性为物权或债权的最主要依据。”
（4）“综合权利说”。梁彗星教授认为，“股权系综合性权利，既有非财产性质的表决权，亦有财产权性质的获得股息和公司解散时取回剩余财产的权利，……是以社员权为基础的综合性权利”。
（5）“独立说”。持此说的江平教授认为“股权只能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独立权利类型，” 石少侠教授认为股权既不是所有权，也不是债权，实质上是与所有权和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
除上述主流解说外，尚有“公司法人所有权整体有机组成部分说”、“共有权说” 等。
（二）.本文观点。
以上各解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股权的内在本质，无疑均有可取之处。笔者认为，股权的性质可以被视为是股权的内涵，股权的权能则可以被视为其外延，考察事物的外延往往可以揭示其内涵。一般认为，股权的权能有多项，包括“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参与权、监督建议权和财产请求权。” 显然，“所有权说”、“债权说”无法涵盖上述前两种权能，而“社员权说”不能很好地解释后一种权能。事实上，尽管股权“无疑当属私权范畴”， 但较之同属私权范畴的一般单一的民事权利（所有权、债权等），其具有更多和更为复杂的内涵。对股权的定性应该从其本身的固有特点去考量，而不应“削足适履”，将其硬性归于某类既有的权利之中。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更倾向于“综合权利说”和“独立说”。
二．股权转让的性质及法律效果
所谓转让，就其内涵而言，意味着某被转让物的权利归属发生移转，就其外延来说，广义上包括买卖、互易、赠与等民事法律行为，狭义上仅指买卖。（为行文所需，本文采狭义说）。如上文所述，股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新型权利形态。与一般物品买卖关系有所不同，股权转让在本质上属于权利的买卖。
股权系公司股东独有之权利，股权的持有与股东身份的存在不可分离，全部股权的转让将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而非股东对任何数额股权的受让将使其具有股东身份，因此，在股东与非股东发生股权转让或者股东转让全部股权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构成将发生变化；
股权的转让意味着股东出资数额的变动，而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运行规则是资本多数决原则（这一点在《公司法》第40条、第44条等规定中显露无疑），因此，股权的转让也将使公司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方向乃至利益的诉求都有可能发生相应的更动。“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权的转让可能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因此，股权转让与一般买卖关系更进一步的区别在于：它对作为非当事方的第三人（公司）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股权转让作为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实施。根据一般合同法理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处于不同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至46条的有关规定也体现了区别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立法意图。有鉴于此，本文分别从成立与生效两个方面来探析股权转让合同。
（1）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它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而且强调在合同成立过程中的合意。” 因此，无论何种股权转让，只要转让方与受让方就股权转让的主要条款（如股权数额、转让价格等）达成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告成立。
（2）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所谓合同的生效，“是指国家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予以认可，……” 。根据《合同法》第44条至46条的规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一般同时发生，而先成立后生效的合同主要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在股权转让中，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必须经过原批准机关的批准，获得该等批准是此种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点，而有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合同经转让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通过后生效”，或约定“本合同经公司其他股东承诺放弃受让股权时生效”等，此类股权转让合同即属附生效条件之合同，其尽管已经成立，仍须待约定条件成就时方为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公司法第72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原公司法第35条亦有相似的规定。那么，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股权转让，其合同效力如何？围绕此问题，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其主要理由是该等合同违反了法律（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此观点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其基本宗旨是使公司股东得以封闭性地维持股东的人合构成，事先切断公司不喜欢的人成为股东的机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类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如有人认为，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出让人在有效出让自己股权时没有完全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之能力……可以被推定为类似于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主张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7条之规定”（笔者注：即关于效力待定合同之规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类合同属于可撤消合同。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尽管不乏合理成分，但从整体上说均有难以圆说之处。
首先，关于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股东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转让股权也确乎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似乎契合合同法关于无效的规定，但仔细推究，笔者认为，公司法的该条规定是对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要求，并不涉及股权转让的实质条件，这种要求并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其所针对的义务主体也仅限于股权转让方。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假定“征得股东过半数同意”构成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条件，但公司法72条并未规定“征得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行为必须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前实施，按此推断，在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当时或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能判断该合同有效与否（因为此时仍有“征得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可能），而这一点，恰与“无效合同自（成立）始无效”的一般合同法理论形成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也印证了“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之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观点的不当。
其次，关于是否属于效力待定或可撤消的问题。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的合同有三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所订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所订合同。股东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明显不能归于上述任何一种。前文论及的所谓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7条之说，笔者认为显然太过牵强。至于是否属于可撤消合同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可撤消合同仅包括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两类，均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相关，前述股权转让合同显然与之“风马牛不相及。
综上，笔者认为，股东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仍然有效。或许有人会问，如此，则公司法72条之规定岂非失去意义？笔者认为，该规定的要旨并不在于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有效与否，而在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需要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协助，如果股权转让方违反此规定，公司及其他股东可以此为据，对该等股权转让的内容不予认可，对其履行不予协助，股权转让的结果对公司及其他股东不发生效力。在此情形下，尽管合同有效，但无法得到有效的履行，受让方无法真正地行使股东权利，对股权转让方来说属于履行不能，应就此承担违约责任。
四．股权转让合同之履行：股权交付的法律界定
股权转让的前提和基础是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而要使其真正地完成，有赖于转让合同的履行--- 股权的交付（或称“股权的交割”）。
如前文所述，股权转让本质上是权利的买卖，这一特征使得股权的交付较之一般买卖关系中的交付复杂得多。在一般有形物买卖中，动产的交付，以转移占有为标志，不动产的交付以有权机关变更登记、受让人取得权利证书为标志，而在商标权、专利权等一般权利买卖中，以有权机关变更登记，受让人取得商标证、专利权证等为交付标志。上述买卖标的的交付标志具有法定性和唯一性的特点，其交付的界限和时点清晰无疑。而股权交付的复杂性在于：股权没有如商标权、专利权等有特定、统一的权利证书作为其表现形式，法律也没有对股权交付的界限和标志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就导致了人们对股权交付界定中的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权利转移及新老股东的交替以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为准，也有人认为，股权“转让方的交付义务实际上只是体现为对公司的一种通知义务……”，“只要转让方将转让的事实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在双方当事之间即已完成，受让方此时即可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可以行使股东权利。” 此外，就笔者所知，在司法实践中以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交付标志的较为普遍。国家工商部门总局的有关规定也持此种观点。
笔者认为，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也和股东资格紧密相连。股权转让是股东资格变动和股东权利移转的统一，相对应地，股权内容包括权属和权能两个方面。权属更多地体现股东资格，而权能则侧重于股东权利。赵旭东教授认为，股权交付包括权属转让和权能移转两个方面，股权权属主要通过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工商注册文件三种形式表现出来，权属转让即将股权特定的权属证明形式进行相应的变更，主要包括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变更，权能的移转是指股东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参与公司管理的共益权和分配公司盈利的自益权等实际地转由受让人行使。 笔者同意赵教授对股权转让内容的界定，不过，对其对权属转让的界定并不认同。笔者认为，无论是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还是工商注册文件，都只是权属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权属本身（正如书面合同书与合同本身的关系一样）。先有权属的移转，后有权属形式的变更。这一点，有相关立法为证。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新公司法第74条规定，“依照本法第72条、第73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中的“股东发生变动”和“股权转让”主要指股权权属的转移）。
那么，权属究竟何时转移呢？笔者认为，权属的转移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可完成，其一，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移时间届至；其二，在该时间届至（或者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转移时间）的情况下，转让人已书面通知公司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包括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等）；其三，股权转让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包括公司法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换言之，一旦转让人书面通知公司，权属转移即行完成。
至于股权交付的另一方面即股权权能的转移，由于股权的权能（包括参与公司管理、分享公司红利等），均需通过公司才可实际享有。因此，权能的转移必须有赖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协助才能实际完成。
综上，笔者认为，股权交付是股权权属转移和权能转移的统一，其中任何一项的缺少都将导致股权交付的不完整。而前者通过当事人的单方行为（书面通知公司）即可实现，后者有赖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配合方可完成。
五．股权转让中的程序规制：转让同意、强制购买及优先购买权问题---兼论新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资两合性，股东之间的信赖与合作是维系其运作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点，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对外股权转让（即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作出一定的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亦然。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实际上包含了三项制度，即：转让同意制度、强制购买制度、优先购买权制度。现就该条规定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关于转让同意制度。在此项制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过半数同意”意味着在股权转让问题上，股东以人数而不是持股数额进行表决，这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例外。笔者认为，此种规定乃基于以下考量：设定转让同意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公司股东之间的稳定关系和公司的“人合”性，股东对涉及“人合”性质的事项表决，自应实行“一人一票制。”行文至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公司法有关条文的表述似有不严谨之嫌。该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除非章程另有规定，股东会决议均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而在第72条关于“过半数同意”的规定中，并没有排除股东会表决这种形式。本文认为，在第43条中，如果就前述事宜设置除外条款，在表述上将更为严谨。其二：对于“过半数同意”的表决基数，原公司法规定为“全体股东”（该法第35条），而新公司法规定为“其他股东”。显然，新公司法的规定更为合理。因为，“全体股东”包含拟转让股权的股东自身，而对于“转让股权的股东自身而言，征求其同意是无实际意义的，相反还不合理地放宽了股权转让的限制。”
（2）强制购买条件的界定。该法第72条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此规定在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却隐含着一个问题：“应当购买”时的购买条件（特别是价格）如何确定？该条件必须与股东拟向他人转让的条件一致吗？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将给该项规定的实际操作带来问题。笔者认为，鉴于新公司法颁行不久，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予以明确，不失为一个现实和可行的解决方式。
（3）优先购买权可否部分行使。股东既然被允许全部或部分转让其股权，意味着股权作为转让标的是可分的，这也意味着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在操作上是可以实施的。那么，其在法律上是否可行？公司法第72条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本文认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不能部分行使。首先，从条文本身分析，“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指向的对象是“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对照该规定其他部分，此处“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内涵与外延上与股东拟向他人转让的股权具有同一性。其次，如果允许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能影响股权转让方的期待利益。假设某股东持股51%，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股东之外的第三人意欲获得此控制权，乃提出购买其全部股权，此时若其他股东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如购买10%的股权，则该股东仅剩41%股权可向该第三人出售，如此，很可能导致该第三人因无法获得绝对控制权而转而拒绝购买，使得拟转让股权者的期待利益落空。
（4）优先购买权本身可否转让。优先购买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一项期权，在性质上也是一种财产权，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属可转让物之列。问题在于，法律规定优先购买权只能由股东享有，这就排除了股东之外的人受让该权利的可能，而股东的这一权利由法律直接赋予，不需受让即可获得。既然如此，优先购买权的可转让性是否没有实际意义？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考虑到新公司法第72条的如下规定，优先购买权的转让仍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由该规定笔者想到，当出现协商不成，由各方按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时，设若其中一方此时将其优先购买权转让于另一方，另一方得否以其自身和优先购买权转让方的出资比例相加来行使优先购买权？笔者认为，此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处理方式。
六．股权转让中的新问题：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
新公司法第75条作出了一项为原公司法所未有的新的制度安排。根据该条规定，当符合诸如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等情形时，“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对股东的此项权利，有人称之为“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有人称之为“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本文暂将其称之为“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显然，此条规定基于保护小股东的理念而设计，目的在于给受到大股东以股东会形式侵害的小股东以救济，使其在获得补偿的基础上退出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的突破。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公司法第75条在具体操作中仍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1）股权回购请求权形成的前置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而在该条所列的“下列情形”中，“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转让主要财产”并不在该法第38条规定的股东会议决事项之列，因此，在该两种情形之下，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事实上仍然没有保障。
（2）收购的价格问题。股权转让的核心问题是转让价格，对于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同样如此，在这一关键点上，该条规定用了“合理的价格”的字眼，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是股东的出资额，还是请求回购当时公司帐面净资产值，或者是评估值？该条规定语焉不详。笔者认为，这将为异议股东股权回购权的行使设置障碍，从而也将使保护小股东这一立法宗旨有所逊色。
（3）根据前述公司法第72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将适用转让同意、强制购买及优先购买权等制度，作为股权回购中的回购方，公司是否属于“股东以外的人”之列，进而，该等回购是否同样适用第72条中的有关制度？公司法对此没有给出答案。
（4）异议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权回购行为，将导致公司在事实上的资本减少，此种减资是否仍需股东会作出决议，若需，则股东会未能就此形成决议如何处理？因股权回购而导致的减资是否需履行公司法第178条所规定的通知、公告等义务？公司法同样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如司法解释等），对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作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使新公司法确立的这项新制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七．结语
股权转让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增多，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诸多值得探究之处。本文是笔者结合本人的法律实务和新颁布的《公司法》，截取了股权转让中的若干“法律点”所作的浅近探析。限于篇幅，未能作更深入的分析，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